2014年08月24日 好優文化出版
《新書簡介》
◎下一波金融風暴正要襲來！你還覺得錢擺在銀行裡最安全嗎？錯了。下一波的金融風暴，還是會從銀行的貪婪與錯誤的投資策略延燒。阿迪馬特與海威格要告訴你：即使你只存定存，也可能面臨血本無歸。因為銀行就像是個癟腳的投資人，不但拿你的存款投資，還會向別的銀行借錢。而當銀行投資失利？拿來「救」銀行的，還是你我的稅金！
◎「天啊，上次金融風暴後，銀行都沒有一點反省、改進嗎？」嗯，沒有。阿迪馬特與海威格要告訴你：非但沒改進，而且越變越糟。比起強化銀行體質，銀行肥貓更願意思考：如何遊說政治人物，讓他們能夠擺脫監控。或許你會想問：萬一又碰到金融風暴呢？肥貓要告訴你：沒那麼倒楣啦。
◎所以，銀行肥貓到底做了什麼好事？阿迪馬特與海威格要告訴你：第一，拒絕從上一次的金融風暴吸收教訓，繼續用借貸來創造利潤。第二，一般的企業頂多借貸到資產的30~50%，銀行呢？90％！一旦投資失利，其他的銀行也跟著倒楣。第三，銀行肥貓努力擺脫政府的監督。萬一出問題？再從稅金填補就好啦！對雷曼兄弟跨台後造成的股市崩盤、國家破產還記憶猶新？快做好準備，我們可能得再經歷一次。
◎你知道「紓困」代表什麼嗎？不只是政府拿一筆錢，協助銀行渡過難關而已。「紓困」，代表政府拿你我的稅金來救這家銀行，所以這家銀行不會倒，是一個很棒的借錢標的。「紓困」，表示銀行不但可以更簡單地借到錢，而且因為政府做保，所以可以爭取到更好的借貸條件。可以借更多錢。然後，銀行肥貓告訴你：我們大到不能倒。否則，連你我都血本無歸！二○○八年的金融風暴重創全世界的經濟，台灣也不例外。但如今，比二○○八年時更嚴重、更難收拾的金融風暴正在醞釀當中。這些銀行非但沒有強化自己的體質，而且借了更多錢，變得更肥。這些銀行肥貓用借來的錢遊說所有的人相信：比起紓困所拿出來的稅金，銀行倒閉所引起的後續效應更加無法收拾。政府若要進行管制、試圖讓銀行變得更健全，則只會傷害經濟成長。直到風暴來襲，肥貓依然坐擁高薪。而你我的血汗稅金，則再次成為紓困款項裡的一個０，挽救這些自食惡果的掠‧食‧者。
為了要避免落入這樣的窘境，阿迪馬特與海威格不但要告訴你銀行如何透過借貸獲利，他們更要告訴你，除了加強監督、制定更完善的金融法規條例（而且不要再讓銀行肥貓閃避監督！）更要改變銀行用以投資的資金結構，降低借貸的比例。否則，下一次的金融風暴，不但很快就會來到，而且會更加無法收拾。即將進入後服貿時代的台灣，更可能因為金融業西進而首當其衝，成為第一批犧牲者！
《內容摘錄》
二○○七年至二○○九年，全球發生金融危機，發生後的第一年，銀行家們低調行事，留意著金融危機、以及使用納稅人的錢紓困銀行所引起的公憤，二○一一年初，時任法國總統的薩科齊，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回應摩根大通集團董事長被媒體廣為報導。戴蒙的話，與此同時，許多銀行卻在背地裡對國會進行遊說與施壓，而且隨著時間過去，越來越明目張膽。早在金融危機發生以前，銀行就不斷向國會施壓，甚至公開反對更嚴謹的金融法規，業界大老以金融專家之姿，表現出深諳且關心經濟的態度，政府高層、監管單位、政治人物也定期找他們商量經濟大事，每一位大銀行執行長的談話，都被媒體大肆報導；反之，要求進行監督的主張，卻甚少出現在新聞版面上。
《安徒生童話》裡有一則有名的故事，叫作「國王的新衣」，故事說有兩名裁縫師，誇下海口說能為國王縫製一件美麗的衣裳，不過這件衣服非常特殊，太笨或不適任的臣子是看不見這件衣裳的，國王立刻下訂了一套。
在縫製過程中，心急的國王派兩名大臣去查看裁縫師的工作進度，這兩名臣子什麼也沒看見，但很怕被人看成笨蛋或不稱職，沒人敢承認自己看不見，反而大力頌揚這件看不見也不存在的衣服有多漂亮。
國王發現自己看不見這件新衣，但他不希望顯示自己是笨蛋，或被認為不夠資格當國王，所以也大力讚美這件不存在的衣服，當他「穿上」這件新衣在首都遊行，圍觀的民眾儘管看不見這件衣服，卻也都跟著讚美這件新衣很美，直到一個孩童大聲嚷嚷：「國王根本沒穿衣服！」所有的人才了解並承認國王其實一絲不掛。
銀行之所以能成功向國會施壓，是因為金融產業具有某種神祕色彩，社會普遍具有一種迷思，認為銀行與金融產業是特殊的，不同於經濟體的其他產業。要是有誰膽敢質疑這種神祕色彩、甚至大聲嚷嚷，就有可能被踢出局外，被認為不夠資格參與他們的討論。
而且，在如此宣稱的人當中，有許多是金融業的領袖與專家。這種說詞無異於《安徒生童話》中「國王的新衣」，但大多數人卻不曾挑戰這種說詞，使得銀行家們保持金融產業神祕色彩的作為，對政策產生了影響。這些專家們表面上稱職又篤定，加上一副不容任何人插手的態度，看起來是挺能唬住人的，就連比較知道內情的人，也沒有站出來說出真相 ─銀行裡的國王沒穿衣服，但當他一絲不掛地遊街展示時，竟然無人站出來質疑他的新衣？
我們寫這本書，目的是揭開金融產業的神秘面紗，讓更多的人能夠參與這場辯論，鼓勵更多的人形成並信任自己的意見、提出問題、敢於質疑與挑戰目前政策辯論中普遍漏洞百出的主張。想擁有更安全也更健康的金融系統，需要更多人來了解這個議題，進而影響政策的推行。
【促進經濟發展，不等於要放任銀行】
已經有很多人意識到金融產業出了狀況，裡頭問題叢生 ─為什麼有這麼多銀行在這場危機中陷入困境？為什麼這些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需要紓困？這些紓困是必要的嗎？如果這些金融機構再次面臨困境，政府還要拿納稅人的錢去紓困它們嗎？新的金融法規會傷害還是協助金融產業？這些法規到底是管得太寬還是管得太鬆？
對於上述問題，銀行業的大老們答案很簡單：他們坦承錯誤已經造成，但他們把這場危機定調為偶發事件，在我們有生之年，不太可能再次發生。要是我們為了防止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再次發生，而加強金融管制，這麼做的代價太高了，會傷害金融產業。他們警告，要是政府加強干預金融，會阻礙經濟發展，引發「意料之外的惡果」。
英國古典學者法蘭西斯．康福德在一九○八年時曾說：「只有一種主張是為了做實事而提出的，其餘都是為了不做Frances Cornford事而提出。為了做實事而提出的主張便是對的主張，不過，當然，緊接而來的便是：你得花很大的力氣向別人保證這個主張是對的。」康福德這段話如果是寫在今日，他指涉的對象肯定是恐嚇你會發生「意料之外的惡果」那群傢伙。
同時，政治人物似乎接受了利益團體的遊說，他們慷慨激昂地譴責這場危機極度地不道德，卻甚少拿出實際作為。例如，有些人可能會從薩科齊抨擊銀行家的演說，推論出法國可能是推動金融管制最不遺餘力的國家，但這個推論是錯的，在所有共同努力推動金融管制的國家裡，法國經常跳出來反對加強金融管制。在美國，金融管制常因金融業者對國會的遊說而效力減弱，例如二○一○年通過的《多德 弗蘭克法案》，國會就削弱了「伏爾克規則」，這—條規則禁止商業銀行進行自營交易(proprietary trading，譯按：指投資銀行利用自有資金與融入資金，直接參與證券市場交易，並承擔風險)。金融業者對國會的遊說也影響了制定法規的程序，左右監管單位如何執行這些金融法規。
目前對金融產業、金融危機與金融法規改革的大部分研究，都把金融系統的脆弱與所承擔的風險，視為理所當然，因而很難避免一家銀行的破產、就拖垮整個金融系統的情況。有些學術研究甚至暗示，這種脆弱可能是銀行促進經濟成長一定會產生的副作用；然而，這些研究都是立基在金融系統的脆弱無法避免的假設上，而沒有確實去確認，這些假設在現實生活中是否具有相關性。
我們的當務之急，是擴大金融政策的討論，不再局限於銀行家與金融專家的小圈圈，因為許多改革行動都迫在眉睫，卻被擱置至今。現在的金融系統還是太脆弱、太危險，對許多銀行家有利，卻讓一般民眾承擔許多不必要且代價很高的風險，在許多方面都大大地扭曲了經濟的真貌。
我們能以合理的代價，來降低銀行破產、引發金融危機的機率嗎？答案是：可以。目前金融產業所進行的改革，能達到上述目標嗎？答案是：不行。我們可以一方面加強金融管制、把金融系統變得更穩健，一方面又讓銀行做到促進經濟發展所需的每一件事嗎？答案是：可以。社會必須有所犧牲，才能得到更完善的金融系統嗎？答案是：不必。
在金融改革中，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方向，就是堅持各大銀行與金融機構，必須降低他們投資資金中的借貸比率。這是二○○八年各方就已達成的共識，但卻遭到嚴重的漠視，因為金融產業至今仍在沿用過去那種早已引發不良後果的做事方式。更具雄心抱負的改革，好處非常具體，但那些金融大老們卻宣稱他們維持現狀的主張，讓社會付出的代價微乎其微 只因這種危機至多百年才會發生一次。
我們並不是說限制銀行─借錢是目前考量的唯一手段，只是在所有解決方案中，這個手段既重要也有益於金融系統，能降低金融系統對經濟體過高的風險，但要減少「大到不能倒」的金融機構，可能還需要其他手段的輔助。對設計與執行金融法規的人來說，關鍵是要對市場參與者增加好的誘因，以減少銀行家與一般大眾之間的利益衝突。
【抽樣檢查銀行家的新衣】
只要舉幾個例子，就能更清楚說明「銀行家的新衣」所指涉的意涵。二○○七年至二○○八年的金融危機，主要肇因是銀行過度借貸，這一點銀行家們偶爾也會坦承不諱；但儘管如此，金融產業還是強力反對政府對銀行貸款加強監管，不斷強調管制太多會傷害經濟成長。
例如，二○○九年，國際間開始為新的金融法規進行磋商，德意志銀行(執行長約瑟夫．阿克曼)在受訪時便聲稱，限制銀行借錢，Deutsche等於Josef AckermannBank限制銀行放貸給經濟體的規模，會使經濟萎縮，對所有的人帶來負面衝擊。
這是典型的恐嚇，要我們在經濟成長與金融穩定之間只能二選一，但誰會希望「經濟萎縮，對所有的人帶來負面衝擊」？阿克曼明知限制銀行貸款能降低銀行風險，卻堅持這麼做會犧牲經濟成長，對於金融的不穩定與混亂會對經濟造成什麼影響，反倒隻字未提。
二○○八年的最後一季，全球經歷了一九三 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，這完全是眾多銀行與金融機構引發金融危機的直○接結果，二○○九年經濟產出的空前衰退，經濟損失上兆美元，許多人都因這場危機而受苦受難。由此觀之，那些警告提高金融穩定性會犧牲經濟成長的說詞，聽起來其實很空洞。
那些警告限制銀行借錢會犧牲經濟成長的說詞也一樣空洞。在二 八與二 九年，銀行體質變得如此脆弱，是因為他們放貸出去、且收不回來的大量貸款，是他們借來的(銀行借錢放貸)。信用崩潰會這麼嚴重，是因為銀行受到債務非常大的威脅。何以限制銀行(向別的機構)借錢，會影響銀行的放款業務？
有一項主張，是英國銀行家協會( British Banker’s Association)在二○一○年提出的。他們聲稱新的法規將造成英國各家銀行，必須另外準備六千億的資本，而這些錢本可拿去借給企業或屋主，讓他們進行投資或購屋。對不懂相關法規的人來說，這項主張看似言之成理，但事實上根本是胡說八道。
【銀行家如何混淆視聽？】
說這是胡說八道，是因為這項主張濫用「資本」的定義。在金融法規中，這筆錢是指「銀行從股東或所有人那裡收到的資金」，這個定義與「銀行向別的單位借來的資金」的差異非常明顯。銀行用來放貸或投資的資金，有的是借來的，有的不是借來的。不是借來的那部分資金(無論它們保留多少盈餘)，如果是私人銀行便是來自銀行所有人，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便是來自股東。在經濟體的其他產業，這種資金稱為「權益資本」( Equity，也就是「股本」，是來自股權的資金)，在金融產業，這種資金稱為「資本」(Capital)。
然而，從英國銀行家協會的陳述中，我們不會去猜想銀行被要求提高多少資本，因為他們所描述的資本比較像是「付現準備金」(一種銀行持有、不能用於放貸的大量現金。)
事實上，銀行法規管制的，並非他們該如何運用資金、或持有多少資金，而是他們所使用的資金中，有多少比率不能是借來的。英國的各大銀行聲稱「新法規導致他們必須另外準備六千億的自有資本」根本是胡說八道，銀行並不會因此少了六千億英鎊放貸給企業或屋主，因為這種資本並不是為雨綢繆的準備金(銀行可以用來放貸，只是業主或股東得自己籌款，不能是借來的)。
這種對「銀行資本」的誤會四處瀰漫，許多媒體報導都表示：「銀行必須緊縮銀根，才能滿足新的法規要求。」他們以付現準備金混淆視聽，暗示法規強迫銀行必須閒置大筆現金，而這些現金本來可以拿來幫助經濟成長。有一位銀行家甚至說：「法規每多要求一美元的資本，經濟體能運用的資金就會減少一美元。」
這種混淆視聽的手法非常狡猾，它使辯論變得偏向銀行，但銀行所聲稱的代價(經濟衰退)與取捨(銀行穩定性與經濟成長只能二擇一)，根本就不存在。準備金的取
捨只存在於中央銀行要求的存款準備金率，而且「資本要求」與「準備金率」根本就是兩回事，兩者不會產生相同的取捨問題。只是混淆這兩者的定義，銀行便可輕鬆推卸法規的「資本要求」。
至少對登記為「有限公司」的銀行來說，法規的資本要求並不會衝擊銀行的放款業務。當法規要求提高銀行資本時，並未阻止銀行為了尋求更高獲利發行更多股票募資，用於放貸或投資。
至於無法透過股票市場募集資金的銀行，想要增加權益資本，可以保留更多盈餘，或利用盈餘進行再投資。銀行決定「如何運用資金」，以及他們「為何這樣決定」很顯然是兩回事，法規沒理由強制銀行縮減貸款業務，並不是非得減少舉債，銀行才能增加非借貸而來的資金。
在反對提高資本要求的主張中，擁護銀行的人常說提高自有資本(其實是權益資本)的成本太高，如果他們必須提高權益資本，就會增加營運成本。對金融專家來說，這項真理不證自明，但為什麼銀行這麼討厭權益資本？甚至覺得成本太高？到底是對誰來說成本太高？對社會或政策來說意義為何？
我們可以拿銀行與一般的股份有限公司來比較看看。多數產業的股份有限公司，只要有人願意借錢給他們，他們高興貸多少錢就貸多少錢，但沒有任何公司貸款額度能跟銀行相提並論。在美國，絕大部分主要的非金融企業，貸款的比率低於公司資產的五○％，許多成功的企業甚至完全零貸款。
但大部分的銀行，其貸款都超過銀行資產的九 ％，有些大型的歐洲銀行，其貸款比率更高，甚至超過資產的九七％。二○○七年以○前，許多美國大型投資銀行的貸款比率也差不多高，許多抵押貸款龍頭，如房地美( Freddie Mac聯邦住房抵押貸款公司)與房利美(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)，後來都淪落到必須接受紓困，而新法規要求金融產業的公Fannie Mae司能借貸的比率，依舊高達資產的九七％。
如果真如銀行家說的，提高資本成本很高、舉債成本較低，何以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不跟著照做？他們為什麼不多借點錢、減少被認為成本很高的權益資本？其他股份有限公司怎麼了嗎？例如，蘋果公司何不全都舉債，發行公司債來募資、再拿收益支付給股東？既然舉債很便宜而權益資本很貴，難道這麼做對公司不好嗎？還是說對銀行而言，募資的成本與一般企業不同？
【紓困，反而讓銀行更容易借到錢】
有關銀行的募資成本，二 ○○八年是一大重要分水嶺，此後如果一家重要銀行陷入危機、對自身的債務快要違約，政府或央行就有可能介入、支持它免於破產的命運。有些非金融產業的公司也受惠於政府紓困，如汽車產業，但這些紓困案都是極少數的特例。在金融產業，紓困大型機構或同時紓困許多陷入困境的公司，卻成了慣例。
如果一家公司能仰賴政府的紓困，就算公司付不出貸款，它們的債權人也不會擔心這家公司違約，因而非常樂意借錢給這家公司。這家公司將會發現，相較於其他募資方式(如權益資本，向股東募資)，借錢的成本比低廉，因為部分違約風險是由納稅人承擔，所以公司必須支付的貸款利率，不會真實地反映其違約風險。因此，從銀行的角度來看，用借的確實比較便宜 ─但只有在納稅人承擔部分違約風險的前提下，借錢的成本(貸款利率)才會比較低。
當銀行的利益遊說者宣稱，提高權益資本會增加他們的成本，他們對納稅人幫助他們降低貸成本這件事，卻隻字不提，但銀行確實因為納稅人的紓困，在貸款上占了很大的便宜。例如，假設有銀行可望不必接受紓困，信評機構有時會給予這種銀行債務較高的評等，獲得較高評等的銀行，借錢時就能享有較低的利率，這種好處遠大於銀行能借的額度。
以上只是幾項「銀行家的新衣」的舉例，是討論金融規範時充滿漏洞、混淆視聽的說詞，儘管某些說詞能引起共鳴，但它們在本質上依舊是《安徒生童話》裡的「國王的新衣」。
【只有公眾參與監督，才能有效改善銀行體質】
本書會為這個議題提供一個思考的框架，讓你可以更深入了解這些問題，看穿這些主張的漏洞。你不需要具備經濟學、財務學、金融學的背景知識，或得是這些領域的專家，才能了解這個議題。你或許認為金融並不屬於你的領域，但如果繼續將金融產業與金融法規的相關討論，留給那些直接相關的人，金融系統將繼續充滿風險，後果卻是所有的人一起承擔。只有公眾的壓力能迫使政治屈服，少了公眾壓力與政治力的介入，我們很難期待金融產業能有多少改變。
我們在本書所揭露的銀行家的新衣，大部分都跟銀行借了多少錢有關。為了了解這個議題，首先我們會探討個人與公司貸款，用於冒險與投資的影響，這種影響對一般人來說比較普遍，然後我們再來比較銀行的貸款有何不同之處。
但本書要探討的主題不光是借貸而已，在銀行法規的討論上有更多漏洞百出的說詞。許多「銀行家的新衣」往往語帶恐嚇地警告政策制定者，如果做了某些事，要小心「意料之外的惡果」，這些警告只是用來轉移焦點，讓討論無法聚焦於真正應該解決的問題上。
例如貸款銀行家在金融法規上，經常呼籲需要「公平的競爭環境」，警告他們所握有的全球競爭力，可能因為法規變得更嚴格而降低。這種說詞在其他產業也會出現，而且會削弱法規的管制，但這個說詞其實站不住腳。一個國家的公共政策本來就不該關切其銀行是否成功，其成功也不該來自犧牲納稅人，或是讓百姓暴露於極端的風險之中 好比說環境汙染或一場金融危機 這麼做對社會或經濟沒有好處。
在論──到銀行到底該借多少錢、該承擔多高的風險時，有一個根本性的利益衝突，存在於銀行家與更廣大的經濟體之間。如果法規鼓勵銀行借更多錢、承擔更高的風險，我們就是變相地鼓勵銀行選擇更高的債務與風險水準，而這麼做對我們有害無益。
無論我們打算怎麼做，加強限制銀行貸款，是降低經濟風險簡單又有效的方式，而且社會不必額外付出什麼代價，抑制銀行家承擔極端且有害的高風險，只需增加額外的法律與規範。
艾娜特．阿迪瑪特（Anat Admati）
史丹佛大學商學院的金融與經濟學頂級教授（George G. C. Parker professor）、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系統性解決方案諮詢委員會（FDIC Systemic Resolution Advisory Committee）的諮詢委員，曾獲全球頂尖的金融學術刊物《金融研究評論》（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）所頒發的年度大獎邁克爾．布倫南獎（ Michael Brennan Award），並入選《TIME》百大人物。文章經常見於《金融時報》（Financial Times）、《彭博新聞》（Bloomberg News）、與《紐約時報》（New Youk Times）等刊物，活躍於金融監管議題的政策辯論。
阿迪瑪特教授在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（Hebrew University）獲得數學與統計學位，並在耶魯大學完成博士學位。她曾獲多項學術肯定，包括史隆獎學金（ 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）、Batterymarch Fellowship獎金等。阿迪瑪特教授是計量經濟學會，（Econometric Society）的成員，同時擔任多種學術刊物的編輯。
馬丁．海威格（Martin Hellwig）
德國首屈一指的科學研究機構普朗克研究院（Max Planck institute）集體商品所（Collective Goods）所長，也是歐洲系統性風險委員會的科學顧問委員會（Advisory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）第一任主席，並因研究金融監管而榮獲2012年的普朗克研究獎。
海威格在德國海德堡大學取得經濟學學士文憑，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，之後陸續在史丹佛大學、普林斯頓大學、德國波昂大學、瑞士的巴賽爾大學（Basle，譯按：巴賽爾是瑞士金融重鎮，由五十多個國家央行所組成的國際結算銀行〔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, BIS〕，總部就設在這裡）、魯汶天主教大學（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），倫敦經濟學院（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），希伯來大學與哈佛大學擔任經濟學的客座教授。
海威格教授現為歐盟執委會經濟顧問團（Economic Advisory Group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）與德國經濟部顧問委員會的成員，美國經濟學會榮譽會員，並曾任德國經濟學會會長、德國獨賣事業（German Monopolies Commission）主席。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公共經濟學、網路產業、金融市場與機構、貨幣理論與宏觀經濟學。
